最近一段时间，重读了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朝末年的历史，感触颇多。今天咱们聊聊王安石变法和技术创新。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历史意义重大。王安石变法与技术创新联系何在呢？

技术创新注定是一个低成功概率，高回报的事业，而且发明级别越高，失败概率越高，潜在利润越高。我发现技术创新上遇到的失败与挫折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挫折在成因层面惊人的相似。接下来，让我们先看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源于什么？

通读了王安石变法的过程，我感觉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三点：

1， 主上没有清晰的思路；

2， 经济学理论发展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

3， 变法的愿望是好的，但脱离实际；

接下来，我们分别阐述：

1.“主上”思路不清

宋神宗之所以庙号为“神宗”，就在于历史上无法评价。主观美好的愿望和实际的工作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宋神宗即位以后清晰的看到了北宋的弊端，知道只有靠变法才能扭转败局。但是，如何变法呢？没有思路！汉武帝征伐匈奴，是有自己一套方略的。在这个大的方略下，李广、卫青、霍去病只是完成其战略目标的执行者。而宋神宗对于变法却没有清晰的思路，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性问题。

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否也与项目主导者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有些行业难题，几十年解决不了，希望通过一个小项目就立刻找到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技术方案，这是“技术浪漫主义”。对于课题及其项目目标应该有如下界定：

A对于行业难题：清晰、全面的分析课题，全面寻找解决方案，判断潜在各个方向的解决的可能性。通过小预测，清晰未来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潜在方向，重点跟踪；在这个层面，目标是一次说清楚！避免在重复的追寻中消耗时间和金钱。

B对于技术上可行的技术方向，例如：竞争对手已经解决，但需要更加高效的实现形式。这类项目可解，但需要提升创新级别，则需要通过专利规避或者创新设计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路径；这个层面的目标是：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寻找最优！

C对于第一、二集团，激烈竞争的产品，需要通过产品预测对技术发展方向进行全面的预测，厘清和寻找优势的产品策划方向，策划未来产品。在这个层面的目标是：明确战略方向！

    企业往往在业绩的压力下，希望同时达到多个目标，但往往是“搏二兔，不得一兔”。究竟是要预测，获得产品方向？还是解决问题，得到具体的解决问题细节？是把行业难题说清楚？还是针对具体课题寻找解决方案？项目主导者必须有一个清晰合理的目标才能推动一个成功的项目。

2.经济学理论发展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一个争论。王安石认为，不能增加百姓负担，但要增加国家税收；司马光则认为，国家的税收与百姓的付税是零和游戏，政府多收了，百姓毕竟多交。从经济学上讲，二者都存在一定问题。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讲，可以通过做大蛋糕，增加税收。美国屡次减税，就是这个思路。虽然王安石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的思想还停留在管仲的“古典”经济学阶段，没有一点现代经济学的萌芽。从这点来讲，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是因为指导理论出现了问题。

再谈技术创新，其实企业内部技术创新项目很多失败的原因也在于还停留在很初期的传统思路，缺乏现代研发的指导。现在的技术产品越来越复杂，是综合了多个技术的复杂综合体。这对研发人员就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汽车上有空调，你解决空调上的问题，就涉及大量与空调相关的专业知识，但汽车厂家是不专业的？空调里涉及空气过滤的问题，但空调的主要功能是热量的搬运，如何过滤空气又是另外一类产品的专业领域。通过不断的迭代，我们就由一个产品专家变成了一个“门外汉”。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大胆引入外部的技术资源，针对技术问题进行科学的“现代研发”，避免在迷茫中徘徊。

3.变法内容脱离实际

王安石虽然有一些改革思路，但是他长时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严重的脱离实际。因为这种与实际的脱离，才使得其变法实际运行与最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正如司马光提醒的，变法在执行阶段出现问题。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技术问题千变万化、扑朔迷离，必须深入一线，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多课堂上讲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是“苍白和无力”的。

创新的理论虽好，但是这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对于工作的实际意义不大。只有带着这些知识，与实际课题有效的结合，在理论的指导下高效创新才是我们最终追寻的理想。越复杂的课题，纯粹的理论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越有限。在这种课题上，必须利用专家经验，带领团队，深入实践。没有经过实践重新梳理过的知识是很难应用的。

以上是一点读书感悟，与大家分享。